<![CDATA[『三农家园』暨『政治社会学』BLOG]]> http://3nong.bokee.com/index.html 三农家园，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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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8/28/content_9723784.htm

]]> 6789501@http://3nong.bokee.com/ 改革传真 2008-08-28T11:42:45Z <![CDATA[吴理财教授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 http://3nong.bokee.com/6788760.html 6788760@http://3nong.bokee.com/ 学术活动 2008-08-27T10:24:58Z <![CDATA[何开荫：税费改革的先行者]]> http://3nong.bokee.com/6788755.html 何开荫　税费改革的先行者
何开荫 安徽天长人，1935年8月生，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无党派。高级农艺师，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兼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97年受聘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1979年4月起，积极参与推行大包干的全过程。1988年10月，较早提出农村税费改革的建议，并制定出方案在阜阳市太和县、涡阳县等地试点，被誉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重大改革”。

　　记者：何老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税费改革是当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有人盛赞其“一步跨越五（或称二）千年”，回首这一过程，作为亲历者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何开荫：先说一些题外话，一步跨越五千年，或者一步跨越二千年都是不准确的说法，它反映了当今社会的浮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就极为不准。有人说，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开始的初税亩，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农业税，到了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整整2600年。但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南京审计学院教授蒋大鸣则认为，真正用法律文件形式将农业税固定下来的应上推到春秋五霸时的齐桓公时代，约公元前667年，安徽人管仲以法律形式确认的“案（通假字，同按）田税”，这样算来到2006年就有2673年了。鲁宣公是模仿管仲改革的。而更往前推，漫长的奴隶制社会，有没有固定的税收来确保王朝的运转，尚无可靠资料来佐证，可能的话则可上推到公元前2070年夏代的建立，这样算来就有4000多年了。所以，无论如何，这一步跨越倒的确是史无前例之举。

　　记者：农业税作为几千年来不变的皇粮国税，它的取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已从传统的农业大国转化为工业强国了呢？

　　何开荫：也不能这么说。从经济学上说，所有的国家都一样，都要先发展农业，当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生产出来的粮食、牛奶等一次性消费的东西用不掉了，才会有畜牧业、酿酒业、纺织业等轻工业的发展。而当轻工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才会发展到要生产生产机器的重工业时代。我国由于特殊情况，先发展了重工业，从经济上说是错误的，但从政治上说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工业的发展确保了新中国抗美援朝、支越反美等一系列的政治胜利。否则，拿什么去保障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亦然。

　　以农养工，至于要养到什么时候就不需要农业来养了，让农民休养生息，这里有个新理论。我认为当工业的增加值和农业的增加值正好相等时，就不必再以农养工了。这时应该让二者平等竞争，各自发展。这是一个临界点，根据这一理论，1987年到1988年，从全国平均来说，基本符合这一情况。安徽则要滞后一点，到1990年，安徽的农业生产总值占40%，工业生产总值也占40%，第三产业占20%。所以，从1991年起，安徽也就不应该再以农养工了。

　　记者：原来如此，但在1987—1988年各个省份在达到这一临界点时，税费改革却没有因势而上，而是到90年代才渐有试行，这是为什么呢？

　　何开荫：90年代里，农民以农养工的钱最多。当时提倡“人民事业人民办，办好事业为人民”的口号，随后，像公路、卫生、教育等都照样画瓢，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比如，义务教育法1986年就实行了，但还要农民拿钱，而且拿的最多。我算了一下，省市县三级财政只拿20%，中央财政拿2%，而农民则要出78%。此材料一公布时，全国哗然，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立刻找到财政部长项怀诚，项为此大为恼火，教育部副部长王占特意打电话向我咨询此事，问我的数据从何而来，是否可靠？

　　事实上，中国农民的税费有多少实在难以算清，李昌平在给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里说，财政部五年从农民头上拿了二万亿，算下来，每人年均四百。所以，中国的农民太苦了。因而，这个问题也到了不解决都不行的时候了。

　　记者：您作为整个税费改革过程的亲身参与者，能谈谈税费改革的具体过程吗？

　　何开荫：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1993年，税费改革的试点在涡阳县新兴镇进行。当时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密切了干群关系。九三年底，到新兴取经的人滔滔如水、络绎不绝，《人民日报》、《农民日报》也转载了新兴镇税费改革的做法。但不久，税改便遭遇到县人大的反对，从维护税法的立场出发，反对则是其份内之责。税改试点一年后就被撤掉了，可是县政府仍旧支持这项改革，我走之后，新兴镇还在偷偷地照样执行。

　　在这之后，我们变通了一下办法，不叫税费改革，而称之为《税费征收办法改革》，根据北方的种植特点，采用一税清的办法，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后来，网上有人称我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但也有人因此而指证我不是税费改革，而叫办法改革，并到处攻击我，真令人不解，也令我气愤。其实第一人的说法显然是有误的，当时就有许多人进行过税改的探索，我只能说是这一轮税费改革的首倡者。

　　1994年，太湖县全县搞税费改革，获得全面成功，上下都说好。1995年4月21日至25日，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放在阜阳召开，会议由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主持，七个省50个县自动来参加学习。会后，杜鹰组织人写出了《事关农村发展和稳定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的会议报告。送交姜春云副总理看过后，认为办法非常好，建议开一个全国性的交流会议。

　　到了1998年，税费改革的成功经过了一系列的验证，财政部派人直接到县里调查，干部群众都说好。随后，主席又专门派人到太和考察，并于1998年9月份亲自来到安徽，一为税费改革，二为纪念农村改革二十周年。9月25日，《安徽日报》用二个整版对农村改革作了报道，第六条就是肯定税费改革的文章。

　　得到的肯定后，朱镕基连续三次发表讲话，表示税费改革必须立刻执行，不要等到2000年。10月27日，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组成三人领导组，全力开展税改工作。1999年，安徽的濉溪、来安、怀远、望江四县成为试点。试点的效果不错，但要进行推广时，却遇到很大的阻力。主要是财政收入减少，义务教育和地方行政运转都有困难。当时，我算了全国财政要补贴80个亿才行，但财政部不愿意拿出这80亿，而各个省自己算下来的则要达到1200亿。这样大的预算差距显然是有极大风险的。这样，原本准备税改的16个省纷纷退出，只有安徽未打退堂鼓。

　　2000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当安徽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朱镕基问王太华：“税费改革非搞不可，但现在各省都退出了，你王太华还搞不搞了？”王太华说了一个字：“干！”

　　会后，安徽省、地、市、县集中人才物力，进驻乡镇村，搞税费改革，有多大力，使多大劲。这一场敢为人先的工作干得细致而漂亮。

　　2001年2月17日至19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安徽召开。这是建国五十多年来在合肥召开的最高规格的农村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指出要在二十个省的范围内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朱镕基也到了合肥，但在周边考察。会上，项怀诚宣布200个亿不够就给300个亿。可是，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了一个文件，明确指示各省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暂停扩大推行。这是很少见的“非常现象”。七月份，朱镕基总理视察安徽时又指出，农村税费改革必须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

　　2003年，温家宝当选国务院总理后，开始对各种债务进行清理，税费改革才得到稳妥的发展。

　　记者：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一场历史性的改革，您觉得其意义是什么呢？

　　何开荫：重大的改革不是一般的改进和改良，而是一个本质的改进，是质变。毛主席说，量变到一定程度就是质变。四千年的“皇粮国税”全部取消，这是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在经济上让农民没有了税务负担，更在于在政治上使人民得到安定的生活保障。 2003年以来，许多农民返乡种田，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去年那么大的灾年，但安徽的存粮仍达历史最高，这将足以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持续发展。

　　记者：作为在这一场改革中的前沿人物，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您认为当今应该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前行呢？

　　何开荫：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好的政策都是农民和基层创造的。作为研究人员要深入民间调查研究，要尊重农民的经验并总结和提高他们的经验。在这场改革大潮中，我个人的体会是，中央的委员和学者从宏观政策面制定政策，往往未必符合农民的意愿；而基层干部创造的一些东西，满足农民的愿望又未必符合中央的要求。成功的改革就是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结合点，既要满足人民的意愿，也要顾及到宏观总局。这样的政策才能得到推行。

　　对于第二点，我认为搞改革的人要有政治智慧，所有的改革都会有阻力，改革者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寻找合适的机会，推动历史的发展。在“大包干”改革中，来安和肥西事实上都走在小岗之前，但小岗村之所以能写进历史，这与改革者的智慧也不无关系。另外再透露一点，我们正在酝酿新一轮的重大改革，试点已经成功，即将于今年全面推广，相信会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国农村的改革。

　　记者：谢谢何老的精彩讲述，也愿意到新的改革全面推行时能再次与您相约。谢谢。

来源：2008年3月3日，《安徽市场报》Ｂ5版

]]> 6788755@http://3nong.bokee.com/ 音影文字 2008-08-27T10:20:59Z <![CDATA[湖北6死1伤命案引思考:乡村留守老幼乏人保护]]> http://3nong.bokee.com/6788754.html 湖北6死1伤命案引思考:乡村留守老幼乏人保护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雷宇

张江红在谷场上碾着豆子，双手不时颤抖着。夕阳已经西沉了，她抬头看看天边微红的云彩，喃喃自语着，“如果我们当时在家就不会这样了！”

　　豆子是张江红57岁的父亲和54岁的母亲年初亲手种下的，然而他们没有等到辛勤劳作的收获。

　　8月初，同村一男子持械袭击村里三户邻居，由于都是老弱病残，该男子如入无人之境，致6死1伤，张江红的父母也成为其中的不幸者。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加入打工者的行列，老人、孩子和妇女构成了农村的留守群体，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农村地区的自然防护能力，形成了社会治安“空心村”。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疑问，谁将成为乡村的守护神？

　　连日来，记者深入采访了案发村落及周边多个地区，试图探寻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人口结构失衡背景下的治安生态。

　　毕竟，个人灾难的背后，牵系的是整个乡村人群的命运。

光天化日下的惨案

25日，记者来到案发地湖北省京山县罗店镇徐杨村，通过当地群众和前期警方介绍，大致还原了事件经过：

　　8月2日上午8时许，43岁的7组村民张金富手持冲担(当地一种农具，两头有尖锐铁器)、镰刀等农具出门。先是遇上本组60多岁的张国良兄弟，先后将两人杀死；行至20米远的57岁张运先家门附近时，又将张运先夫妇及其80多岁的母亲砍倒；接着，他又杀害了一名7岁的男孩张天天，其母亲许立珍发现上前施救时，被其用冲担刺伤。

　　京山警方称，罗店镇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通知了徐杨村的村支书张富贵、治安协管员和另一村的村支书。

　　不到5分钟，3人相继赶到事发现场，看到张金富拿着冲担正往村后逃去，他们一面大声喊叫让他停下来，一面向他逃跑的方向包抄过去。

　　就在张富贵们追赶嫌犯之时，罗店镇派出所两名值班民警也赶到现场，张看到围住他的人越来越多，停下步子来，在他回头扭身的一瞬间，几人冲上去扭住他的胳膊，缴下他手上的冲担，将其擒获。

　　据介绍，在去年一场车祸中，张金富的妻子不幸去世。他的一双儿女一直在外打工。当地媒体采访时，有村民反映张曾因患精神病住院治疗。杀人原因还在调查中。

　　没有男人的乡村窘境

　　记者在现场看到，三处案发地相距近百米，同时涉及三户家庭，张金富为何能在村中不受阻碍地连续行凶，造成6死1伤的惨剧？

　　73岁的村民张师傅说，大家平时在村里没见过张金富伤人，遇上他时，大家也都没有警惕。同时，组里现在年轻人都出门打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病残。张所杀害的人老的老、小的小，既没有防范意识，也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徐杨村支书张富贵介绍，该村7组200余人,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就超过100人,组里留守人员除了小孩，最年轻的55岁，此外，“只有一个村里的会计三四十岁。”

　　年前，组里的变压器也被人偷走了，“当时下大雪，打工的都还没有回来。”年后，已经重新购置装在距离村民家不到50米的变压器再次被盗。

　　徐杨村的遭遇只是中西部劳动力大量转移地区治安环境的一个缩影。公安部的一份材料显示：2006年1月至9月，全国农村地区共发生杀人案件8031起、伤害案件5.9万起，均高于城市，一次杀死数人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

　　安徽省蚌埠市政协一份农村劳动力输出后社会治安状况的调研报告则更为直观——该市有260万农村人口，近年来，全市80%以上的盗窃、伤害、强奸、投毒、绑架案件均发生在农村。尤其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盗割通讯电缆、盗窃变压器和电力设施等涉案金额在万元以上的盗窃大案增多。留守家庭的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些农民形象地说：“养猪跟猪睡，养牛跟牛睡，收了粮食草堆睡，养了鱼蟹塘边睡，反正别想在家睡。”

　　而某地猖狂偷牛人甚至在被偷农户的庭院墙上留下了这样的标语：你养牛，我发财；你再养，我还来。

　　研究数据显示，中西部大部分地区青壮年劳动力输出在60%以上，在农村青壮年劳力缺失的情况下，各种偷盗抢劫事件屡次发生，犯罪分子有恃无恐，公然威胁留守人群，入室盗窃。在安徽、江西、山东等民工输出地都发生了这种治安混乱的现象。

　　武汉大学社会学家周云清教授指出，留守村落青壮年保护力量的缺失无疑是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一大原因，重要佐证就是春节民工返乡时农村犯罪明显减少甚至绝迹。往日的农村不再宁静，留守者提心吊胆的生活和春节期间民工返乡时的热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灾难的发生加重了当地农民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在案发地采访时，不断有刚出生不久的小狗仔在村民屋前嬉戏，“差不多每家都养，晚上有个偷盗什么的，也可以叫一声，壮个胆！”

　　脆弱的乡村治安生态

　　徐杨村支书张富贵介绍，各级财政对治安防范经费的投入十分有限，向农民集资只能按“一事一议”不超过每人15元的标准进行，这些钱尚不足以应付每年的修路、水利设备等公益事业支出，用于治安防范的经费根本无从谈起。

　　全村1700人分布在7个组，税费制度改革以后，村里按照规定村干部减少为5人。以往农村颇具号召力的村民小组长也在2006年前后取消，一个组平均分不到一名村干部。“家里都是老弱病残，根本没有防范意识，各小组居住又分散，有的小组村干部赶到要走五六里路。”

　　罗店镇派出所指导员汪波介绍，辖区内有66个行政村，两个集镇社区，总面积318平方公里，辖区人口10万人，警力配备只有8人。

　　“这样的案件，放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都可能发生。”华中科技大学一位农村治安问题研究专家对此不无忧虑，“辖区面积相当于新加坡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1万人摊不到一名警察，而在香港，大约200人就有一名警察保护！”这位教授介绍，在中西部多省农村地区的调研中发现，税费改革后，不少地区乡镇不断合并扩充，村干部大量缩减，不少派出所警力甚至不超过5名，村级警务室也大多尚未建立。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吴理财教授透露，该中心刚刚完成的2005年、2007年对湖北、安徽、重庆三省市1000名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显示，被访者认为乡镇政府应该承担的主要工作中，农村治安问题一直高居榜首，2005年该项指标为53.85%，2007年的该项指标更是上升到了66.11%，“这充分说明了农村治安生态的严重程度”。

　　周云清教授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调，保障体制必然面临新挑战，各级政府已经对农村生活、医疗保障等方面逐渐完善，但是对于农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还未顾及。

　　一些专家反思，东部、沿海地区目前探索的治安联防和巡逻模式值得研究，但是东部农村本身可以吸引外地务工人员，加强联防巡逻，可对于中西部劳动力大量输出地区而言，即使出钱，也很难找到人。

　　谁来做乡村守护神已成为社会转型期农村治安新课题。

]]> 6788754@http://3nong.bokee.com/ 三农动态 2008-08-27T10:19:10Z <![CDATA[徐勇：民主：一种利益均衡机制]]> http://3nong.bokee.com/6786935.html 民主：一种利益均衡机制
徐勇
本文将民主置于不断深化的过程加以研究，认为民主定义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层次：第一是古典民主，即“多数人统治”，解决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归属的政治制度层面；第二是近代民主，即“精英选拔机制”，解决的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配置的政治体制层面；第三是现代民主，即“利益均衡机制”，解决的是资源和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运行的政治机制或政策层面。在当代，应该特别强调民主的第三层定义。以分工、竞争和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分化和利益不均衡。由此需要通过民主机制进行利益再分配，实现利益相对均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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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近年来，由“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命题引发一场对民主的热议。但是，学术界对民主“好”在何处，为什么是个“好东西”，还缺乏深入的学理性探讨。中共十七大将人民民主提升到社会主义生命的高度来认识，强调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然而，为什么现阶段特别强调民主，它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何关系？这都是民主政治研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则需要回到民主的原点，从民主的基本定义着手，不断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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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一、民主概念的三层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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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近代以来，民主是一个广泛关注又备受争议的命题。但是，任何一个理念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其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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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民主是伴随国家制度而产生的。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名词起源于古希腊，出自于古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意为“人民”和“地区”）和“kratia”（意为“权力”和“统治”）合成，其基本含义就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政权”或“人民进行统治和治理”。[①]到了近代，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才得到广泛使用。其背景就是西方社会经历千年的分裂分散的封建社会之后，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推动着分散的社会聚集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而要在分散的传统社会基础上建构起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必然涉及到国家的起源及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古典政治学因此将其视为探讨的主要命题。比较有代表的是霍布斯和洛克。霍布斯主张国家起源于人们的契约。在他看来，国家产生之前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由于人的自私性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因此需要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契约，将人们的权利让渡出去，建构一个超越私人利益的国家。国家的产生基于冲突并用于调节冲突。洛克也是契约论者，但他与霍布斯所不同的是，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同时又受制于社会，当国家权力违背社会意愿时同，社会有权利收回国家权力。国家的产生基于合作并促进全民福祉。因此，在建构理想的国家之时，国家权力的归属，也即国家的“所有权”问题便成为古典政治学重点讨论的命题。古典政治学家一般都同意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卢梭正值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构现代国家的前夜，他直接而明确地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主权是人民集体的意志，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也不可代表。由于人民是众多人的集合体，因此，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理念被定义为“多数人的统治”。这是经典的古典民主的定义，也是民主的第一层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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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而在建构民族国家实体以后，人们很快发现“人民主权”和“多数人统治”只是一个立国的基本原则，国家权力不可能由人民集体中的每一个人执掌和使用。由此就涉及到权力资源的配置，或者说国家权力的“使用权”问题。如果说权力的归属属于政治制度问题，那么，权力资源的配置则属于政治体制问题。整个１９世纪，近代政治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国家权力资源的配置，即权力资源由何种机构执掌，其关系又如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密尔。他的最主要贡献就是提出了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其核心是间接民主，即人民并不直接行使政治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对政治事务作出决定。由此将国家权力的所有权（人民）和使用权（议会）加以分离。议会是由那些智力优等者组成，属于精英人物。代议制的实质是主权在民（大众），治权在精英（议会与官僚），从而有效地配置权力资源，将民主与效率结合起来。而在代议制民主框架内，怎样进入议会执掌权力呢？由此出现政党政治。即人们通过政党这样的政治集团汇聚民意参与政治竞争，并由竞争中的获胜者执掌权力。竞争机制因此进入政治领域。由此也促使民主理念的变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熊彼特。熊彼特是２０世纪上半期的重要经济学家。他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对民主的理论进行了探讨。他的民主理论是建立在对古典民主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他看来，人民主权只是一个原则，由具有不同利益指向的人民共同决定政治事务事实上不可能。他明确指出：“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的统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②]“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③]政治家或领导人要通过竞争获得权力。因此，“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下，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④]因此，在熊彼特看来，民主是一种“精英选拔机制”，少数精英通过大众参与的民主选举获得统治权力。虽然，熊彼特也强调少数精英统治，但是否政治精英并获得权力得由选民根据一定程序决定。因此，熊彼特将民主的原则转换为可操作的程序，赋予民主以第二层含义，即“精英选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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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但是，古典和近代民主理念都只看到了民主的制度形式，而没有进一步探究民主原则的实践和民主机制运行的内在动因及结果，即人们为何要求民主，民主机制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尽管古希腊政治学开创者亚里斯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但这只是就人离不开城邦（国家）共同体而言的，对于人为何要从事政治活动却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才对政治的动因和结果给予了正确的回答。人们选择民主而不是专制，从根本上说是由人们的利益所决定，也就是它能够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好处”。而在专制制度下，这种好处只能为极少数人所占有和垄断。发展民主的结果或者检验其存在价值的标准也只能是为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利益。如果没有利益的内核，民主就会沦为一个毫无生命和吸引力的干壳。人民主权如果不能落实到人民利益和福祉方面，主权的原则就会“悬空”。选民为何将选票投给此人而不是彼人，主要也在于利益取向。熊彼特虽然看到了民主是一种精英选拔机制，但他所谓的精英还是一种有才能和有道德的人，而没有将精英与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这种人再有才能和道德，如果不能带给民众以利益，其才能和道德又有何益呢？他可以成为“道德楷模”，却难以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因此，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利益均衡机制”，也就是说通过大众参与的竞争，不仅能够合理配置权力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权力的配置能够使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达致相对均衡。这是因为，民主政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提出来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分工、交换和竞争为特征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赋予所有人以平等人格，但其运行的结果是利益分配的相对不均衡。因为，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有了资本才能吸纳劳动。而资本的天然属性是不断地扩张。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就有可能压低劳动所得，由此造成资本和劳动在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一旦达到不可承受的极限，就有可能出现社会冲突，以致爆炸。那么，为了使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不致于爆炸，就要求国家权力出面加以调整。权力是一种支配能力。国家权力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具有分配资源和利益的权威性，是一种强制性分配资源和利益的机构。人们争取权力、执掌权力，最终在于权力能够占有和支配资源和利益。由于民主制度将权力归属于人民，因此，通过民主制度的运行，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民利益的实现；又由于民主是一种“精英选拔机制”，谁要能获得领导地位，就必须有效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正是在民主的不断运行中，促使利益分配更加均衡，而不是由少数人独占和垄断。这正是民主的真谛所在。如果说市场重生产，那么，民主则重分配。由此，我们就可以赋予民主以第三层含义，即民主是一种“利益均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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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民主理念的三层含义分别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所有”、“使用”和“分配”问题。国家权力的人民所有、精英治理最终都要体现在这一制度的后果有利于公众的共同利益。如果民主不能够有效保障和促进公众利益，落实在利益的合理公正分配上，那么，这种民主就只是一种虚幻或者说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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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二、民主再认识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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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民主作为现代国家权力的所有、使用和分配机制，它以经济社会发展所依托，同时又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解释当代社会的发展，并通过健全民主机制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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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自１９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就成为世人不可回避的制度选择。当人类跨入２１世纪以后，仍然存在两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一是当今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有活力，二是社会主义如何更具有吸引力，更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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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１９世纪是资本主义的世纪。当资本主义制度还在建立之时，马克思就独具慧眼，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随后，马克思又致力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研究，写下了巨著《资本论》，从理论上为资本主义宣判了死刑。但自马克思去世以后，资本主义并没有很快灭亡，而且迄今仍然有一定的活力。其原因何在呢？对此的研究结论很多，但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找到了一种利益均衡机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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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如果将资本化约为金钱的话，那么当时的世界就是由钞票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描绘了这样的社会，即钞票主宰一切的社会。人们拼命地追逐着钞票，同时也使社会分裂为两个世界：有钱人社会和无钱人社会，或者说是资本社会和劳动社会。由于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润，必然要尽可能降低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会导致劳动者贫困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最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是，到了１９世纪后期，“普选制”得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建立和实施，资本主义因此不再只是“钞票”一票的主宰，而且要受“选票”的支配。资本主义从而步入“两票制”，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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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现代国家包括两个层面：从空间实体看为民族－国家，从制度建构看为民主－国家。但现代国家的建构都是一个相对不均衡的历史过程。１７、１８世纪资本主义革命中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立国初期，都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建立了基本政治制度。但人民主权的原则并不是很快得以会诸实际的。在整个１９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致力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最小的政府”。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者不仅没有将人民主权付诸于实际，而且极力限制着一般劳动者的权利。法国大革命号称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就在这一革命中产生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只有有一定知识和收入的人才有选举权。因此，在１９世纪，选举并没有成为普遍的权利和现实。一般劳动者只能受资本的主宰，而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制度机会。这种制度机会只有到了１９世纪后期才出现了可能。这就是随着议会制和政党制的建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得到实施。一般大众没有或者缺少钞票，但有了平等的选票，可以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的利益。１８９５年，恩格斯对于德国工人通过普选制争取自己的权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以外，他们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一件新的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⑤]他还指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德国工人阶级一直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⑥]任何一个政党要执掌权力也不得不争取选票，而要争取选票就必须承诺给选民带来利益。普选制的实施，“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⑦]在普选制的制度规范下，政党轮替的结果是利益均衡。２０世纪上半期，在大危机中兴起的罗斯福改革使美国成为继德国之后的典型。美国共和党更多代表的是富人的利益，其主要政策是减税，刺激生产；而民主党更多的是代表中下阶层的利益，其主要政策是增加社会福利，救济贫弱，改善分配。正是通过民主机制，保证社会不致于因资本和权力的强势而使社会趋于极端，使资源和财富的占有达到相对均衡，由此缓解社会危机。所以，民主与市场是相匹配的。任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而民主的发展则可以在保障市场活力的同时将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为何还有一定活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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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社会主义是继资本主义之后产生的一种社会制度。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又面临资本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这些国家一开始特别注重的是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为推动民族－国家的建构，权力处于不断集中的过程，即经济社会权力向国家集中，国家权力向执政党集中，执政党权力向党中央集中，党中央的权力向少数甚至个别领袖集中。这种权力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规划和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变迁，即具有社会主义能够办大事的优势。但是，这一体制也有一个重大弊端，这就是权力得不到制约，将社会、国家和党的命运完全系于少数人，甚至一人之手。而无论多么英明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有可能出错。由此就造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会出现两种问题：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二是缺乏可持续性。这都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个别人的体制而造成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尖锐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⑧]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革和构造过程，经济制度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政治制度改革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方向。改革开放以后每一次党代会都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近３０年的当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显得特别重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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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这是因为，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也是相对不均衡的。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发展经济是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体制改革不断突破，进入市场经济发展轨道。但是，与此伴随的是社会分化日益突出，社会差距日益拉大，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由此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其深刻的根源就是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社会发展受资源的特性和数量所支配。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具备两种要素：一是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并能够产生利润的资本，二是服从于资本和利润需要并能够保证生产和再生产得以延续的劳动。对于长期处于剩余积累极少的农业文明的中国来说，其基本状况是：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换言之，资本总是处于无限渴求的，而劳动力却是无限供给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２１世纪，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受制于这一因素，国家治理者为推动经济发展，更亲睐于资本，而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私人资本，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所以，一直到２０世纪末，政府的主要任务还是招商引资，很少论及招工引工。对资本的渴求和利用无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正得力于对资本的重新认识和利用。但是，资本和劳动资源的非均衡性必然带来的是资本和劳动在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方面的不均衡，资本的收益远远高于劳动收益。如最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不仅不能与资本收益同步增长，甚至不能与物价的上涨所同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后备军呈无限供给状态，一个工作岗位后面有无数人所等待。劳动者缺乏讨价还价的可能。这一状况必然导致社会差距拉大。我国的社会差距主要表现为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这种差别恰恰反映了资本和劳动资源的非均衡配置状态。中西部地区缺乏资本，但有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东部地区资本过剩而劳动短缺。每年上亿农民工的流动正反映了这一状况。社会差距的不断扩大必然不利于社会和谐。因为社会和谐最终是建立在各种要素相对均衡的状况下。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劳动在资源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均衡超出一定限度必须影响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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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市场经济发展是以资本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与劳动不均衡是常态，但如果任资本的无限扩张就有可能引起社会冲突，甚至社会爆炸。这种结果是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而且它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为此就需要寻求超越资本和劳动之上的国家力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本身就是为了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其不致于激化为社会爆炸而出现的产物。换言之，国家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者。为了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必然要求国家能够使各个社会阶级和群体的利益保持相对平衡而不是趋于极端。当然，国家不可能完全自觉地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一种政治机制加以保证。这就是民主。资本主义正是寻找到这一机制，缓和了社会矛盾。而社会主义更需要这样一种机制。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将为了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获得社会和谐，更需要发展民主，让人民有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一般劳动者在经济上缺乏钞票，也缺乏话语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更需要通过有效的利益表达来维护和扩展自己的权益。中共十七大报告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就是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所谓“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也就是人民越来越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维护和扩展自己的权益。由此就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政治制度安排，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共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不仅是一种政治宣示，同时也极具针对性。这就是通过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来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避免强势的资本及背后的权力对人民合法权益的随意侵害，促进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分配相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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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因此，当今强调民主的价值，不再只是一种政治原则的宣示，更重要是通过民主机制达致利益的相对均衡。换言之，作为国家的治理者，除了推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外，还必须推动权利平等和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发展。由于历史和国情不同，各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各有不同，我们没有必要模仿，也不可能照搬外国样式，但以民主促进利益相对均衡则是普遍的期待。任何民主都是跟着利益走的。只有根据理想的价值目标和现实的利益关系，选择合适的民主机制，才能合理调整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只有让民主运转起来，在调整利益关系方面发现政治体制中的障碍，才能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所以，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特别是强调民主的“利益均衡机制”的功能，就是促使民主从文本制度层面走向活生生的实践层面，通过民主的运转调整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民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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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当然，发展民主必须注意条件。同其他民主形态一样，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当今，我国已具备积极推动民主的经济社会条件，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已步及市场经济的轨道，经济可以按照经济规律自我运行。政府可以更多地从经济活动中抽身，在公平正义的理念支配下成为社会利益的调节者。同时，经过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的资本与劳动资源的配置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到一个资本与劳动资源相对均衡的状态。２００７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即资本的流动性“过剩”。在这之前，更多的是人口过剩和劳动力过剩。进入２００７年，则全面显示资本的过剩，在一些领域则显示出劳动供给不足。由此就为我们发展民主提供了经济条件，即政府不必再迁就，甚至屈服于资本，而更多是寻求资本与劳动的相对均衡。而要保证政府实现其公平正义的功能，则需要政府在民主机制下运行，更多地尊重民意、吸纳民意、顺应民意，促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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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①] 本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５１页。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②][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１５页。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③]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１５页。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④]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９５－３９６页。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１６页。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１６页。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１７页。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⑧]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版，第３３３页。
来源：河北学刊 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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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一、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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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叫做“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利益博弈”这个词,但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将一个时代冠之以“利益博弈的时代”,是有一种特殊的含义的。我觉得这对于认识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是一个很必要的判断。现在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现象,都是与这个背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

将我们当今的时代称之为“利益博弈时代”至少是在强调这样两层含义。

第一,利益(这里指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也许有人会说,哪个时代没有利益问题? 利益问题是今天独有的吗? 诸如此类的质疑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将今天的时代称之为利益或利益博弈的时代,是想强调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利益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正成为我们社会中一种最基本的关系。布迪厄曾经对资本的不同类型进行过区分,他认为资本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等。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类型资本的重要性,不同类型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排列,是会很不一样的。撒列尼等人在研究苏东社会转型的时候曾经指出,在斯大林时代,政治资本曾经在社会中居于首要地位,后来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上升,在苏东剧变后,经济资本又成为居于首要地位的资本,而文化资本则在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转换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性作用。其实,我们的社会也经历了大体相近的过程。这从人们的择偶标准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改革前,政治条件、要求不要求进步、家庭出身以及是否党员,都是择偶的重要标准;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文凭曾经在择偶标准中占重要地位;而在今天,收入、职业、财富,在房价畸高的大城市中,甚至有房没房,都会成为择偶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李强教授在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时候,也曾将改革前的分层称之为“政治分层”,而将今天的分层称之为“经济分层”。放到社会现代化的视野中去看,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看作是世俗化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种世俗化的过程由于是与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含义。

第二,利益格局的形成越来越取决于围绕利益进行的博弈。这一点也需要首先作一点澄清。利益博弈的行为,其实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存在的。这里所说的利益博弈行为,就是个人或群体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就此而言,这种现象确实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在改革前的再分配时期也是如此。但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是,在改革前,我国是一个再分配体制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中,社会中的各种资源首先要经过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将其集中起来,然后再根据某种原则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这就是再分配体制的基本涵义。在这种再分配体制中,尽管人们也会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进行种种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也不是完全不起作用,但我们要看到,社会中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这种努力。比如,当时人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工资。当时的工资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都知道,在典型的再分配时期,工资基本是处于两种状态下,一种是处于冻结的状态下,谁的工资也动不了。还有就是国家的调资,主要是普调。当时的工资调整,原则和标准都是由国家确定的,弹性和余地都很小。谁能够调几级,一级是多少,都是很严格的,人们很难加以改变。那时也会有个人进行争取的努力,在极个别的地方甚至有上吊自杀的,

但这些个人的努力很少有实质性的成效,更不要说会影响政策制定了。而且,我们还需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虽然也存在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行动,但这些行动基本都是个体性的,很少有群体性的努力。所以戴慕珍(Jean Oi)说,在那个时代中国政治行动的单位是个人,而不是群体。那时真正的群体性利益博弈反倒是偶尔发生在再分配体制的边缘,即农村,比如那时存在的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瞒产私分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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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益格局与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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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为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代,普适性的世俗化价值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同时,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再分配体制成为中国主导性的经济整合机制,利益分化的过程开始,利益的主体也越来越多元化。因此,中国开始进入利益或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过,要认识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将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联系起来看。而正是在这种联系中,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上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形成的不同特征。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误区,即对过去30年的改革缺乏阶段性的区分,而是将其看作是一个没有根本性差异的笼统的变革过程。典型的表述就是“改

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等等。这样的历史坐标当然是有意义的,但这样的坐标又有点过于笼统,因为这使得我们对这30年中一些重要的阶段性差异,甚至是一些重要的转折和逆转缺乏敏感。有鉴于此,我大约在10年前就开始提出一个想法,“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想指出一个问题, 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社会演变的方向是有很大不同的, 9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

不同的社会。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是在正在形成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基础上萌生出新的社会结构因素,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在一种主动的位置上;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结构开始定型化,定型化的社会结构开始左右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动,这时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往往是在开始定型的社会结构框定的架构内进行。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完全定型下来了,而是说处于定型化过程中。但这个定型化“过程中”就非常重要。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1980年代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但是一会儿他穷了,一会儿他富了,总是在变化,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社会的门槛高了,人们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相应就少了。与1980年代或1990年代初不同,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不是单纯的贫富差距,而是已经开始定型为社会结构。即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最早的那批房地产商,有的是借几万块钱就开始搞房地产,现在别说借,就是给你五万、五十万、五百万,你搞一个房地产试试? 没有可能,门槛高了。认识到贫富差距定型为社会结构是重要的,因为仅仅是贫富差距的话,靠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在贫富差距定型为社会结构的情况下,仅仅用政策来调节贫富差距就不够了,同时需要优化社会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定型化的标志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 / 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上世纪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中一些经营领域的门槛的加高。比如,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所以我们应当看到,在社会结构开始定型的背景下,利益关系形成的机制已经不一样了。最近的几年中,一场空前规模的财富分配过程正在展开。以“百万富翁”这个词为例,我们原来讲这个词的时候,还会觉得离我们很远。但突然之间,人们环顾左右,发现很多人都是百万富翁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你有个百八十平米的房子,不就是百万富翁了吗? 虽然你看起来不像,但是你的财产真的值百万了。这个是哪来的呢? 就是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两年前你有一百万,买了一百万的房子,现在这房子值二百万,就算给你分了一百万。去年你有一百万,买了一百万的股票,现在起码也两百万了,也等于给你分了一百万。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主要是按资本而不是按劳动分配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按劳动分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按劳动进行分配的机制。假如说我这两年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买股票,我就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那我就一分钱也没有分到,而且,还得承担这一分配过程的代价。什么代价? 你得按照现在的价格买猪肉吧! 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样大规模的财富分配是在开始定型的社会结构的框架内进行的。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白手起家,勤劳致富,已经大不一样了。前些天有家外国媒体在分析中国利益格局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即穷人和富人的形成已经过去,现在是各自要发挥影响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仅仅影响到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同时也影响到许多社会现象,甚至重要的历史进程。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与改革逻辑的变化》,分析的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与改革过程的关系。

一般来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而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至少说现在已经在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

定型化的社会结构影响改革过程的表现之一,就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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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定型化下来的社会结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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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目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态势看作是定型化的过程已经开始,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分析模式才能适合分析正处于定型中的社会结构?面对结构化的分层实体,主要涉及的是阶级、分层和利益群体三种不同的分析模式。问题是,究竟哪一种分析模式更适合用来分析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 应当说,前些年占主导地位的是在社会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分层模式。但在最近几年中,似乎存在一种从分层模式向阶级模式转变的趋势。

阶级的模式与分层的模式有着重要的差别。首先,阶级表明的是一种以资源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位置。如资产阶级可以理解为对经济资本的占有,中产阶级可以理解为对人力资本的占有。而分层模式依据的是结果而不是群体的结构性位置。同样的50元,是工人得到的工资还是资本家的经营利润,在分层模式那里是没有区别的,而在阶级模式那里,区别是根本性的。其次,阶级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即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如正是在相对于资本家的关系中,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工人的特征;反过来,也正是在相对于工人的关系中,资本家的特征才能更充分体现出来。而不同阶级之间的某种实质性关系,如剥削,也只有在不同阶级的关系中才能发现和得到解释。第三,阶级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承载者。通常我们可以说某个阶级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是与上述结构性位置有逻辑性联系的,而“层”很少有与上述结构性位置相联系的共同利益。“层”即使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利益,一般也不是在上述相对关系中凸现的。第四,阶级的内部是相对同质性的,也就是说,分化不能太大